從博物館爭議的觀點寫得一篇文章
除了第一段因憑印象推敲而不那麼肯定外
其他大抵為綜合他人之意見而延伸出的自我心得
希望為我所欽佩的Diane帶來一點不同的解讀
攝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從來就不是一項與生俱來的事，在早期視覺藝術的發展中，隨著攝影技術的發明，攝影從輔助當代藝術的創作「媒介」，過渡到以柔焦模仿繪畫風格的早期美術攝影，然後，又從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第一任攝影部主任愛德華．斯泰肯的手中，認定了「現實」就是攝影最重要的身份。
的確，攝影的真實性與其他平面藝術有著極大的區別，如此直接訴求感官的傳播特質，經常讓攝影有了更多「記錄」人類生活與歷史風景的機會，或者是說，更多具社會正義與批判立場的「道德責任」，例如紀實或報導攝影。
1967年，使攝影脫離單一文獻紀錄功能而具有藝術型態的MOMA第二任攝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以攝影領域中一些新的、難以歸類的作品，策畫了一個名為「新紀實攝影展（New Documents）」的爭議性展覽，當時參展的攝影家有Diane Arbus, Lee Friedlander, Garry Winogrand等，其中又以專拍畸形人的女攝影家Diane Arbus最受爭議。以下將以新紀實攝影展和Diane Arbus的作品為題，詳列爭議點並解釋此爭議與博物館的關係。
爭議一、 John Szarkowski將這些作品予以個人化定位，與過去認為紀實攝影應展現世界問題，引起關注並改變現實的觀念相悖。
新紀實攝影展在當時頗受爭議，原因除了Diane Arbus驚世駭俗的攝影作品外，不外乎策展人John Szarkowski試圖對攝影領域中一些新的創作方向予以定位。根據紐約時報2007年7月9日的刊載，說明當時展覽的影像看起來非常隨意，攝影家們以快照的方式記錄周遭一些平常的事物，但是卻很難歸類。
例如街頭攝影家Garry Winogran以廣角鏡頭近距離傾斜取景，平衡了廣角鏡頭的過度變形，同時加強了作者的主觀意識和畫面的活潑感，這 個方式在以前幾乎無人試過；又如Diane Arbus的作品，無特殊構圖地將人物置中，直接凸顯了主題的存在，讓觀眾藉由觀看社會邊緣人，來思索內在真實的感受。
在面對全新的技法和攝影觀念下，John Szarkowski表示，從前的紀實攝影工作都是在展現世界出了問題的一面，希望以此引起關注、改變現實，但這個展覽卻是一個轉變。在過去十多年中，新一代的紀實攝影師們開始以更加個人化的方法工作，他們主要的目的已經不是促進生活的改變，而是去認知生活。
John Szarkowski對攝影家個人化的宣告，無疑強調了作品的獨立性，並提升了攝影的藝術高度，儘管該展的突破性讓熟悉紀實攝影的人不快，但隨著時代脈動演變的博物館，必須更勇於探究詮釋，從中發現被忽略的角落，才能實踐新博物館學多元場域的價值。而藝術生命凝鑄的契機，正如余秋雨所言，在於藝術家的心靈與客觀世界的各種奇異遇合。藝術家為我們開拓了各種想像的可能，直言不諱的直指生命的核心，這樣的概念恰好與John Szarkowski在展覽強調的「認知生活」不謀而合，因此，這些具藝術特性的作品是否需遵循著紀實攝影的道德包袱，是值得大家進一步思考的。
【圖／John Szarkowski】
爭議二、 Diane Arbus的主題非好萊塢明星或是社會名人等大眾口味，反而是當代社會最負面的社會族群，此外，不管她拍攝正常人還是畸形人，都充滿了內在或外在的病態樣貌，在當時難以被觀眾接受。
Diane Arbus是攝影史上第一位被攻擊為不道德的攝影家，她的作品在新紀實攝影展首次展覽時，雖然讓許多前衛藝術家震驚，但也招致多數民眾的厭惡，觀眾向其作品傾吐唾液，造成了館方每日清潔的困擾。
是刻意的玩笑，也是刻意製造的爭議，正如博物館製造爭議是為了深入主題，Diane揮別從前線性的影像書寫方式，轉變成以影像語意為主的主題書寫，恰如博物館從說故事的角色一躍成為引發觀眾問題的先導者。事實上，她整個作品所欲表達的是「畸形中的常態，常態中的畸形」這樣一個哲學性的意涵，攝影集的一開頭有句為人所知的名言：「Nothing is ever the same as they said it was. I’s what I’ve never seen before that I recognize. (任何事從來就並非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模樣，而我所認可的，是我從未曾見過的。)」，她告訴了我們真實和表象的模糊界線，就如同她最喜歡拍的雙胞胎或多胞胎一樣，即使面容相同，精神狀態卻完全不一樣，這不禁令人想到過度唯心的柏拉圖與不斷提醒我們潛意識存在的佛洛伊德，如果當初沒有新紀實攝影展破除爭議的推介，沒有Diane Arbus製造爭議的契機，和哲學家開拓性的思考，也就沒有今天這麼多元的觀看方式與討論了。
爭議三、 Diane Arbus因迷戀畸形人，而拍攝許多此類主題的照片，並直接將其展現在大眾的面前，引來剝削或消費弱勢族群的爭議。
Diane Arbus曾說過：「絕大多數人生活在經歷創傷的恐懼中，畸形人一出生時就帶著創傷，他們已經通過了人生的試煉，他們是貴族。」這段話顯現了Diane對畸形人的迷戀，對她來說，畸形人可能遠比正常人來的真實。
然而，Diane對拍攝對象的涉入卻不高。美國著名報導攝影家尤金．史密斯就認為她幾乎不去了解被攝者，只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取得對方同意而已。與身體力行、動輒數十年的尤金．史密斯相較，Diane觀察被攝者的時間的確不久，儘管她也曾跟隨一個巨人十年才按下快門。
但時間的長短對她來講並非重點，她曾說過：「我想描寫的是，你無法脫出自己的皮膚，而進入他人的身軀；別人的悲劇永遠不可能成爲你的。」由此可見，紀實攝影家與藝術家在面對客體上的不同。一般紀錄性的攝影，需要倚靠脈絡的連結來產生意義，然而，Diane的作品卻能在社會學家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情境裡，讓觀眾經由照片自我建構，當然，藝術家也就沒有必要讓你了解「每張」照片的脈絡了。
結論：對於旁觀他人之痛苦，蘇珊桑塔格曾說：「照片能刺穿人的內心，也能使人麻木。……『公益』照片在喚醒人們良知的同時，也促成了良知的泯滅。」對此，Diane Arbus想要喚起的也許不只是良知而已，在John Szarkowski鏡與窗的分類裡，她捨棄了替他人觀看世界的道德角色（窗），反而選擇映照自我與觀者內心的藝術創作（鏡），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精神，不該被簡化的道德意識所質疑，新世紀的博物館在面對多元的藝術觀念，應持有更開闊的心胸，如同世人對John Szarkowski的評價（「他教會我們如何看待攝影，如何思考攝影，如何從攝影的角度來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成為協助觀眾深入觀看、思考的陪伴者。
主要參考資料：
《Diane Arbus》Doon Arbus編，1972，New York City（註：Diane的攝影集）
《紀實攝影－風格與探索》孫京濤，2004，山東濟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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